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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佛教与西域 西域对吐蕃佛教的推动和充实
作者:尕藏加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2-12    

  西域,在藏文中称“黎域”,即现在的新疆南部地区。它是古代东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亦是佛教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在历史上曾对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本文拟依据有关藏文史籍,仅对吐蕃佛教与西域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西域的概念及历史渊源

  西域的概念,在藏文史籍中比较含糊。《黎域悬记》中的西域,特指于阗,即今天新疆的和田市,故《黎域悬记》汉译为《于阗悬记》;根敦群培则在他的《白史》中认为:“‘黎域’在西藏以北,俄罗斯以南,印度呼它为:‘冈萨得夏’,它国则曰‘土耳其斯坦’,中国则称之为‘新疆’,此地之东界,与青海之北部相连,西界则为拉达克和商旅往还之叶尔羌也。”①这显然指今天新疆自治区全境。因此,可以断定西域在藏文史籍中,包含广义的西域和狭义的西域,从这个角度看,与汉文史料中对西域有二义,即广义和狭义的记载相类似。但汉文史料中的西域,其狭义为东则接汉地,以玉门关、阳关为限,西则限以葱岭;其广义则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次大陆、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无论是广义和狭义,其范围远远超出藏文史籍中的定义。虽然藏文史籍中对西域存有二个含义,但鉴于吐蕃王朝在西域活动的范围,将藏文史籍里出现的‘黎域’限定为今天的新疆南部地区比较妥当。

  对西域历史的描述,除了大量的汉文史料外,在藏文史籍中亦不难找到。据《汉藏文集》,西域原先是一片大海,后来大海涸干,便成为空寂之地。此时,印度王达尔玛阿输迦(当是法王阿育王)之妃生下一个相貌美好的儿子,相面人认为此子命相好,在父王没有转生前,会执掌国政。国王因此而大怒,遂将小儿抛弃于于阗。由于此小儿之福德,地上生出了一个奶头,小儿吮其得以长大,故名地乳。此后,毗沙门天又将此子授与汉皇帝,汉皇帝命地乳率领一万兵士,寻找于阗。他向西方寻去时,正巧有达尔玛阿输迦王治其大臣亚迦夏有罪,将他和兄弟、仆从等七百人一起流放,向东方来寻地安身。二人相会于于阗,遂占据此地,确立王臣关系,并新立一国。地乳王与大臣亚迦夏,也就是于阗最早的国王和大臣。从释迦牟尼涅槃到地乳王十九岁做于阗王,其间过了二百五十四年。后地乳王之子叶吾拉继王位并建五城之城。在西域立国后六十五年,即地乳王之孙尉迟森缚瓦即王位五年时,佛法开始传到于阗国。这是由弥勒菩萨化身为尉迟国王、文殊菩萨化身为圣者毗卢遮那,先教给牧人之子以文字和语言,然后佛法才开始逐渐传布。尉迟森缚瓦王修建了札尔玛佛殿,殿内有龙王胡洛尔通过天空从克什米尔迎来的有护持力的佛塔,这是西域最早的佛殿和佛像。②

  上文虽有神话的渲染,但为我们研究古代西域的先民、语言、风俗,特别是西域佛教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依据。在《宗派源流史》中,上述材料得到了进一步的的证实,“于阗在《于阗悬记》和《牛角悬记》等经文中有预示……。”③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汉藏文集》和《宗派源流史》里有关于阗的资料是同一来源。其实,藏文史料中有关于阗历史的资料很多,在敦煌古藏文写卷P·T·960号里亦有松赞时期或在此之前较为妥当。

  类似上文的记载。因此,上引《汉藏文集》所载西域历史,并非孤证。据汉译《善见律毗婆沙》之“出律记”记载,释迦牟尼圆寂于公元前485年,那末,我们可以用上文提供的年代,将佛教最初传入西域的时间推算为公元前166年。这与两汉之际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观点相符合,因为佛教在西域得到一定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再传播到其它地区。其次,根据有关史料,印度佛教到阿育王(公元前272年至前232年在位)时,已开始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全国各地,并逐渐向周围邻国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由此可见,上文提供的年代不但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而且对研究西域佛教历史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据《宗派源流史》载:“王令毗卢遮那迎请十六尊者入于阗供奉。到了阗王七世毗阇耶毗罗玛王时,从天竺来了四位阿罗汉,遵从佛所授记,毗罗玛王修建了迦叶宝塔,并在牛角山上建立格托善伽蓝,一王子出家得阿罗汉果,从此以后,佛教在此地大为宏扬,法王亦相继出世,建立的伽蓝及佛塔之多不可胜数。”④可见,此时西域的佛教已进入兴隆时期。西域佛教自地乳王之孙尉迟森缚瓦王时,开始传播算起,经五十四代国王⑤的不断扶持,其间虽然也因战乱而受过挫折,但最终还是扎下深深的根,得到很大发展。其教义有小乘和大乘;其组织形式有佛殿、佛塔以及许多寺院、僧侣。这些都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因而是可信的。

  据《汉藏文集》载:“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和田地方共有比丘一万来名。在朵洛和墨格尔地方,有大寺院四座、小寺院一百来座,比丘一百二十四名。在干尚、帕涅、比尔迦札、沃古以上、智里以下的地区,城内外有大寺院二十三座、中等寺院二十一座、小寺院二十三座、荒地小庙和佛塔等八百三十九处。在勒见和贵泽以上地方,有僧伽四百三十八名。金河以下,格香和杜尔雅以上地区的城内外、察尔玛以上地区,有大寺院十五座,还有很多小寺院和佛塔。”⑥据此不难看出,当时的西域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寺院和僧侣,它标志着这一地区佛教的隆盛与制度的完善。但从引文统计中出现的荒地小庙、佛塔等尽达八百三十九处看,这一地区的佛教,经鼎盛时期,正走向衰落。考查其统计年代,《汉藏文集》载:“从地乳王之孙尉迟森缚瓦在位之时佛法最初传入于阗国起,到统计资料截止的狗年秋九月,共计过了一千二百五十三年。”⑦如果这一资料来源可靠,其时间可推算为公元1087年左右。据此,公元十一世纪末,佛教在西域仍有一定的势力,至少也能肯定佛教在于阗一带还很盛行。从而说明了公元十一世纪末伊斯兰教势力在西域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但又不可否认,此时西域的佛教已经出现衰落的迹象。

  至于古代西域的语言及风俗,《汉藏文集》记载说:“于阗语最初是由文殊菩萨化身为比丘毗卢遮那教给孩子们的。故称菩萨之语。西域的文字、宗教多数与印度相同,面世俗的习惯礼仪,大多数与汉地相似。”⑧据此,古代西域的语言及风俗,显然受到印度和汉地文化的影响,甚至有着渊源关系。

  “据在塔里木盆地诸古代遗址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此地在回教侵入以前,文明上的特征乃是由中国、波斯以及印度三种文化势力混合而成的一种产物。这种混合的开始一个阶段,可以确切的说是同中亚交通在同一个时期。现在所得那种文明最古的遗物都不能比此地所得还早。但是我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当中国同西域最初交通之始,住在塔里木盆地沙漠田中的那些人民,同我们从西元后三世纪时废弃的遗址中所找出的那些用另一种印欧语的人是同一种民族,用同一种语言。”⑨这段引文更进一步说明了古代西域文明是由中国、波斯、印度三种文化混合而成,而且在古代西域居住的诸民族中有操印欧语的。目前学术界亦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古代西域确有许多属印欧语系的小国。

  二,吐蕃佛教的形成及发展

  吐蕃佛教的形成及发展,晚于中国内地、西域、克什米尔、尼泊尔等邻国地区。故吐蕃佛教的形成及发展,同时受到了包括印度在内的以上诸国家地区佛教的巨大影响。也许,正因为吐蕃佛教吸取了四邻诸国家地区的佛教之精华,西藏的佛教才经久不衰,直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宗教舞台上显露异采。

  佛教何时传入吐蕃本土,据《青史》记载,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有《旃檀嘛呢陀罗尼》《诸佛菩萨名称经》等从天而降,此为佛教正法在叶蕃诞生之始。对此,伦巴班智达又说:“由于当时本波意乐天空,遂说为从天空而降,实际是由班智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梯生将这些法典带到了吐蕃。藏王不识经文复不知其义,因此班智达和译师也回了印。”(11)由此可见,第二十七代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约公元333年,(12)佛教开始传入吐蕃。但此时仅获得一些经函,尚未有书写、翻译,念诵,讲经等佛事活动,而佛教正式传入吐蕃,是在松赞干布时期。

  《贤者喜宴》认为,松赞干布时,迎请了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汉地等大师学僧,翻译了《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十万般若波罗密多经》等佛经,此外还重点翻译了大悲观音菩萨之显密经典二十一部。(13)此二十一部经典大多论述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松赞干布时,在吐蕃开始出现佛殿。据《汉藏文集》记载,当时吐蕃兴建一百零八座佛寺,具体记载十八座。鉴于当时的佛寺只用来供奉佛教供品,而且其建筑规模较小,故称佛殿较妥。依据有关藏文资料,吐蕃当时还没有出现出家僧尼。《青史》认为,松赞干布命许多人士修禅定,由此获得神通者亦复不少。这些所谓的神通者只不过是一些隐修者,不可视为僧尼。

  从拉托托日年赞到赤德祖赞时断时续的兴佛活动看,这段时期佛教尚未在吐蕃真正立足,当时吐蕃的宗教依旧由本教一统天下,佛教只是趁隙而入。

  根据《巴协》、《汉藏文集》记载,赤松德赞时期,赞普为了在吐蕃弘扬佛教,派遣韦·意希旺波(巴·色朗)从萨霍尔国迎请堪布菩提萨埵(寂护),又按菩提萨埵的建议,派遣德哇莽布支、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尔拘勒雪的岩洞中迎请邬杖那国的白玛迥乃(莲花生)大师。堪布菩提萨埵在桑耶龙粗宫,宣讲十善法,十八界,十二缘起;白玛迥乃大师显示神通,特别向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首次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

  在堪布菩提萨埵和白玛迥乃大师的主持下,于774年动工兴建桑耶寺,经五年于778年竣工(关于兴建桑耶寺的年代,藏文史书的记载不尽一致)。堪布和大师还为桑耶寺举行开光安座仪式。之后,为试验吐蕃有无能充当出家僧人者,从印度迎请讲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的比丘共十二人,由菩提萨埵任堪布,为巴·色囊、桑希、玛·仁钦乔、昆·鲁易旺布松、巴郭·比若扎那、恩兰·嘉哇却央、拉松·嘉微香曲七人剃度并授比丘戒。这就是吐蕃佛教史上最早出家的僧侣,史称“七试人”,也称“七觉士”。

  据《巴协》、《西藏王臣记》记载,桑耶寺落成后,由印度等地的许多班智达和学僧,翻译了《律藏》、《经藏》、《下密续部》等很多佛经。自从佛教传入吐蕃以来,这是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译经活动。由于佛教得到了赤松德赞赞普的大力扶持,在吐蕃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吐蕃出现了第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即桑耶寺,有了本族的僧侣,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佛教战胜本教而立足于吐蕃,并进入大发展时期。赤松德赞为佛教在吐蕃的立足,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因此,后人学僧对他的评价很高,并追认为圣文殊菩萨的化身。

  赤祖德赞,即热巴巾时,吐蕃佛教进入鼎盛时期。据藏文史料记载,赤祖德赞敕令核订旧译佛经和编纂佛经目录,为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拉萨河中游南岸创建了历史上有名的乌香多宫殿(也指寺院),并法定每七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人,如有人反对佛教和轻视僧侣,使用刑法来惩治。故吐蕃佛教在赤祖德赞时期出现空前盛况。

  简而言之,吐蕃佛教的形成及发展,是从拉托托日年赞时代,约公元四世纪上半叶开始,至公元九世纪中叶,即朗达玛灭法为止。后来史家以此为界,在西藏佛教史上,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就是指吐蕃佛教时期。

  三,吐蕃佛教与西域的关系

  吐蕃时期是藏族历史上一段至为重要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均有了空前的大发展。特别是吐蕃王朝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与周围国家民族交往,吸取他们的先进文化,这对吐蕃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吐蕃同西域的接触,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大事记年篇”载,吐蕃大相噶尔东赞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开始,长期住在吐谷浑地区。以此看出,吐蕃同西域的交往已有相当基础。“尉迟圭受龙王之劝请,建达哇涅之寺院,此时吐蕃之王将于阗收归治下,此寺是在吐蕃大相噶尔东赞来于阗时修建的。”(14)因此,在噶尔东赞在世时,吐蕃不仅拉开了与西域交往的序幕,而且将于阗归为属下,并在此地兴建佛寺,留下吐蕃在西域的第一个足迹或物证。这从另一侧面充分显示了吐蕃王朝对佛教的十分的敬慕和将西域佛教引入吐蕃本土的积极行动。


  以上引文在《资治通鉴》高宗龙朔二年(662)十二月条中,也得到了印证,“弓月部复引吐蕾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15)同书高宗麟德二年(665)三月条又载:“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16)由此看出,从公元662年开始,吐蕃的军事力量已经渗入西域,而且相当活跃。接着,《资治通鉴》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夏四月条记载:

  “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17)这就是吐蕃第一次占据整个西域四镇的史实。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陈子昂集》、《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汉、藏史料互相印证:“自龙朔二年(662年)到长寿元年(692年)的三十年间,吐蕃第一次占有西域的安西四镇;长寿二年(693年)至咸通七年(866年)的一百七十多年之间,整个西域都在吐蕃手中,只有回鹘成为对峙、抗衡的力量。”(18)吐蕃王朝经营西域的长期过程中,双方的关系极为密切。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在其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据藏文史料载,佛陀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而成佛后,有二十一所居住地,其中西域就是最后一处,且比其它一般地区更为功德广大。(19)故西域在吐蕃眼里是一块不可随意骚扰的圣地。这一点可在吐蕃王朝对西域佛教的重视和对其政策的宽大中得以验证。而且,事实上,吐蕃王朝在经营西域诸民族的过程中,除了不可避免的战争外,对其政策较符合当地诸民族的意愿。

  西域僧众也对吐蕃王朝抱有很大希望,他们互相传说:“有一位菩萨转生为吐蕃国王,在吐蕃兴起佛法,建立佛寺及佛塔,立两部僧伽。”(20)这显然是西域僧众将佛法在西域受挫时,寄希望于吐蕃王朝的美好夙愿。至于菩萨转生,“这位藏王(指松赞干布)是大悲观音菩萨的化身和前生是黎域(西域)的一位大德。以上二说均有史实根据。”(21)足见,吐蕃与西域的关系在理论上已经找到了依据。不仅理论上如此,实际上,真正当西域僧众遭到灾难时,吐蕃王朝也就必然地成为了其避难处:“于阗国的佛法已接近毁灭之时,于阗的一位年青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离开察尔玛、蚌、墨洛尔、二涅等寺院,逃向吐蕃。”(22)当时吐蕃王朝的赞普是赤德祖赞,他及时下令收容了这些因政治和宗教上的原因,被迫逃到吐蕃辖区以求庇护的西域僧众。“汉地公主(金城公主)任施主又将受难于于阗、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的众僧侣请到吐蕃,安置在寺庙供养了三、四年。”(23)在当时吐蕃本土还没有出家僧尼的情况下,能收容如此数目可观的外地僧众,确实是一件大事。《青史》也载:“(赤德祖赞)于是修建了扎玛正桑等一些寺庙;又从黎域(西域)迎请来出家僧人。”(24)书中所写的这些寺庙很可能是为避难僧众所建的。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出,吐蕃王朝为西域僧众所作的努力。

  然而,好景并不长。赤松德赞年幼时,“大臣玛香大权在握,他不喜佛法,以此将出家僧人都逐出藏土。”(25)赞普,“对佛法虽有信仰而无权。”(26)故未能保留住这些西域僧众,最终使他们离开了吐蕃。“吐蕃地方的全部比丘、舍利、经典、供养的法器也都被带走。”(27)佛教的势力遭受了极大的损伤。但不管怎样,由于这些西域僧侣的到来,以及通过他们所进行的宗教活动,更加扩大了佛教在吐蕃的影响。

  赤松德赞时期,正式确立了佛教在吐蕃的正统地位。开创了本土人士出家受戒,建立僧伽制度等先例,为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赞普还向周围佛教兴隆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并建立了“底层为汉式,中层为印度式,顶层为黎域(西域)式”(28)的吐蕃历史上第一座宏伟壮观的寺院——桑耶寺。桑耶寺汇集有印度、汉地、西域三地佛教文化和艺术的特色,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域佛教在吐蕃能与印度、汉地等佛教相媲美。

  《佛教史大宝藏论》大藏经目录篇记载:“《澎塘目录》中确实指出,《薪烬养护经》和《马头金刚天地庄严经》两部经典,是从黎域(西域)译过来的。”这两部佛经译出的具体时间,我们只能从《澎塘目录》中进行考察。又据《丹珠尔目录》(29)前言所载:《澎塘目录》是赤德松赞(八世纪末——九世纪初)时期,由大译师华则松巴等在澎塘无柱殿内编录的吐蕃第一个大藏经目录。因此,我们将两部经典翻译的时间放在赤德。

  公元九世纪初,赤祖德赞,即热巴巾时期,是吐蕃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史大宝藏论》记载,赤祖德赞观察到以前由阿阇黎菩提萨埵、耶喜旺波、香·嘉业梁桑,大臣赤协·尚嘉,译师坝扎德哇噶喀、杰漆珠、婆罗门阿烂达等人从印度、汉地、黎域(西域)、萨霍尔等不同语言翻译来的佛经中,有许多吐蕃人很难理解的各种词语。于是,命利窝阿阇黎(印度人)、乍尼弥遮、苏热那扎菩提、西伦扎菩提、达那西那、菩提弥遮,吐蕃阿阇黎惹达那惹肯达等大师高僧将大小乘中的印度语,译成藏语,并制定了标准译名和以后翻译时不得逾越已定名词的规定。为佛教在吐蕃的顺利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上述众多译师学僧中,因缺乏具体资料,很难辩认出有否西域佛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当时吐蕃佛经中有一部分从西域语翻译过来的。比较确切的说,就是于阗语,因为,吐蕃与于阗的交往比其它西域诸小国更为密切。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其它语种的成份。赤松德赞时,翻译的医学书籍中,就有部分从突厥语译过来的。故具体它属何种语言,尚待进一步考察。

  据有关藏文史记载,赤祖德赞时,还从突厥地方用十八匹骡子运来玉石,建造了著名的九层金顶的“乌香多”宫殿。“其底部三层用石料,中部三层用砖料,顶部三层用木料等来筑成。”(30)“形如大鹏冲天飞翔,”(31)十分雄伟壮观。可见,这座曾在吐蕃矗立的气势宏伟的九层宫殿上,系着西域人民的智慧和财富,它象征着古代吐蕃人民和西域人民的交往和友谊。只可惜历经苍桑,未能遗留至今。

  佛教最终在曾经是圣地的西域大地上消失了。吐蕃的广大僧众对此深表惋惜的同时,衷心祈祷祝:“愿佛法在该地再次弘扬,众生俱得弥勒佛护佑!”(32)弥勒佛即三世佛之一的未来佛。藏族以拉萨为中心,认为未来弥勒佛就隐居在北方。此北方也就是指黎域(西域)。

  综上所述,西域在藏族历史上曾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里的《于阗国授记》一章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特别是西域对吐蕃佛教的形成以及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充实作用,在吐蕃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四,吐蕃在西域的历史意义

  吐蕃王朝在经营西域的长期过程中,留有许多不可磨灭的足迹。“公元六七零年以后,吐蕃军旅长期驻扎南疆至河西走廊一线,进行屯戍。由于自然地貌的变迁,婼羌、且末至于阗,有不少吐蕃古堡被流沙淹没。本世纪初,一批外国探险家就曾在南疆盗掘出若干吐蕃木牍。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在婼羌的米兰古堡进行科学发掘,发现一大批木牍。这些木牍上的藏文具有吐蕃时期的特征。”(33)这些物证和敦煌出现的藏文文献,进一步证实了吐蕃同西域的关系,提供了吐蕃王朝同外部世界联系的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关于吐蕃同外界的联系,人们往往注重它同东方唐朝和南部印度的关系,而忽视了与其它地区的联系,吐蕃经营西域期间,就有一幕被人们很少提及而又十分辉煌的业绩,即吐蕃与大食帝国的相遇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天宝十载四月“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恕,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34)由此可见,此时,大食已成为威胁西域四镇的劲敌。从751年唐军在怛逻斯大败于大食等军之下始,大食更加野心勃勃地向东扩张。当时的吐蕃王朝,虽然“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35)四面为患,处境艰难,但是,据藏汉史料所载,贞元年间正是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它完全有能力遏制大食帝国东进的攻势。《新唐书》也载:“更号黑衣大食。……。贞元时,与吐蕃相攻,吐蕃发西师,故鲜盗边。”(36)同样的内容在《旧唐书》中也有记载说:“贞元中,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37)据此,当大食帝国被伊斯兰教所激发,形成一股强大不可阻挡的势力,迫使周围地区难以自立的紧急关头,正巧吐蕃王朝能与大食帝国相对峙。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抑制大食东侵的屏障,使西域诸族乃至唐朝的灿烂文化免受了一场灾难。

  从八世纪末叶,吐蕃对中亚的统治,由于控制了东部的河西到罗布地区和西部的帕米尔地区,是相当稳定的。因而吐蕃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已成为交流东西南北物资的中心和文化的中心。并且,它在自身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对周围四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注释】:

  ①《根顿群培文选》 (藏文)p50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88.1第一次印刷。

  ②《汉藏文集》(藏文)上册p61—6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中央民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影印本。 1983.7北京

  ③《宗派源流史》 (藏文)p460—461图官·洛桑却吉尼玛著,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9第二次印刷。

  ④同上,p461。

 ⑤《汉藏文集》)藏文)上册,67。

  ⑥同上,p66—67。

  ⑦同上,p67。

  ⑧同上,p63。

  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p16,向达译,台湾中华书局印行。

  ⑩《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一辑p97—98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10

  (11)《青史》上册p64,郭·循努白著,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1

  (12)其年代根据彭措才仁编《西藏历史年表》。民族出版社出版。1987.2

  (13)《贤者喜宴》 (藏文)p182—183。巴俄·祖拉陈瓦著,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6。

  (14)《汉藏文集》 (藏文)上册,p65。

  (15)(16)《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唐纪十七p6333、6344。

  (17)同上,p6363。

  (18)《吐蕃简牍综录》王尧、陈践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1983.3第一版。

  (19)《汉藏文集》 (藏文)上册p59。

  (20)(21)同上,p68。

  (22)《佛教史大宝藏论》 (藏文)p183,又名《布顿佛教史》。布顿仁钦竹著,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88.9

  (23)《汉藏文集》 (藏文)上册p68

  (24)也有资料载,为此建立了瓜曲寺等七座寺庙(一说五座)。

  (25)(26)《青史》 (藏文)上册,p66。

  (27)《汉藏文集》 (藏文)上册p69。

  (28)《莲花生遗教》 (藏文)p508,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88.8

  (29)《丹珠尔目录》 (藏文)崔成仁青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12

  (30)《西藏王臣记》 (藏文)p73五世达赖喇嘛著,民族出版社出版。1981.3

  (31)(32)《汉藏文集》 (藏文)上册p144.70。

  (33)《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p7.王尧、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出版。1980.10

  (34)《资治通鉴》卷216·唐纪33.p6907。

  (35)《册府元龟》卷四四六将帅部生事页17·5297。

  (36)《新唐书》卷221下,列传146下,西域下p6263。

  (37)《旧唐书》卷198,列传148,西戎p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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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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