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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建藏思想
作者:宋月红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9-6    

 

1954年9月11日,毛泽东(前排右二)接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前排右一)和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右三)。 资料图片

  尽管党的西藏工作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一些失误和挫折,但在建设和发展西藏这一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建藏思想,已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创性地探索和回答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基本内涵与实质,并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党的西藏工作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和宝贵精神财富。

  毛泽东在指导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及西藏地方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关于建设新西藏的思想。它以维护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地位和推动西藏由旧到新的社会变革为核心内容,确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社会发展的基本道路、方向与制度基础,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理论与实践。

  进军和经营西藏是党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外国势力干涉新中国解放西藏、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坚持并贯彻始终的思想是: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他强调:“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责成西北局讨论“经营西藏问题”,认为当时除给以适当的“政治改造”和在生活上照顾以争取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同时,他分析了解放西藏的发展趋势,指出进军西藏“不只有西北一路,还有西南一路”,强调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经营西藏,在当时主要是指解放西藏,也含有建设西藏的意蕴。随着西南局势的变化,并比较西南与西北在进军西藏上条件的优劣,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央和西北局并转发西南局负责人,决定将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改由西南局担负,强调“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月8日,西南局将“进军西藏计划”呈报中央,毛泽东于1月10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提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这一机关就是后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它一直延续到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使西藏地方从此有了党的组织和领导机关,并具体领导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自治区成立,为西藏地方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政治前提,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础。

  团结是建设新西藏的基础与保障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合复电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希望他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最终签订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今后,在团结的基础上,中国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十七条协议”是建设新西藏的奠基和开篇之作,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的新篇章。贯彻执行协议,必须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进彼此信任。为此,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时改写了一段文字,向一切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提出5个“必须”的要求,以尊重和服务西藏人民,这就是:“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

  贯彻执行协议,也必须解决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之间固有地位与职权的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主持下,这一问题得到基本解决,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1952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一周年,毛泽东复电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对他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表示欣慰。团结进步、繁荣发展,是毛泽东对西藏未来发展的期望。

  在团结问题上,商量办事是毛泽东关于加强和巩固团结的重要途径。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中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这一方针对于民族地区和西藏地方来说具有如下内涵。

  首先,团结是发展的基础与保障,中国各民族要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

  其次,商量办事是做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无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要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

  再次,商量办事必须开展批评、纠正缺点。毛泽东对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说:“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毛泽东关于商量办事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西藏民主改革和成立自治区等工作中。这促进了西藏内部和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推动了西藏地方在祖国大家庭中各方面的发展进步。

  慎重稳进地实现西藏民主改革

  根据“十七条协议”,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一规定就是由毛泽东在西南局1950年5月27日报送中央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条件的意见基础上补充完善的。

  西南局的意见共10条,其中第八条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5月29日,毛泽东致信李维汉,指出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外,均可同意。“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毛泽东对担负进军西藏任务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说:“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为恪守协议,毛泽东在5月26日审读《人民日报》社论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指出协议有关西藏改革问题的规定,不但对西藏如此,对国内一切少数民族都是如此。他说,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行,那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

  在1952年4月6日的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中,针对“十七条协议”规定的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毛泽东强调:“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指出,拖下去“或许反而有利些”,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等,以争取群众,等待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议的问题。

  1956年2月,临近西藏的四川藏区发生武装叛乱,影响并波及到西藏。根据当时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情势,毛泽东强调,西藏“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西藏在6年内不实行改革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和执行,对于稳住西藏地方上层人士、保持西藏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提出西藏“六年不改”方针的同时,分析了西藏局势变化的另一种可能性,即西藏上层亲帝势力“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这种可能性因西藏在1959年3月发生全面武装叛乱而变成现实,“六年不改”方针也就没有再继续实行的必要,西藏民主改革被迫提前进行。1961年,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从此,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真正成为西藏的主人,西藏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帮助西藏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人民生活

  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互为条件的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1952年8月18日,毛泽东复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是很好的,并表示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西藏“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

  发展西藏经济和文化,是帮扶西藏的重心。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说,“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其中“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宗教也在内”。这种帮助是不断增加和发展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西藏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他强调,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帮助西藏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么,“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1954年10月9日,毛泽东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谈话,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帮助的内在含义,指出所谓帮助,就要在多少年后使西藏人民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人口发展上有改进,否则就称不上是帮助。必须使西藏在经济上、文化上和人口方面发展强大起来,才是对西藏的真正帮助。他还在1956年2月12日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分析了西藏发展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指出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

  1955年2月23日,毛泽东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谈话时指出,我国许多地方还很落后,西藏也是落后的。承认落后,可以向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在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共同建设,那么中国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对于这一谈话精神,他在1956年2月12日同藏族人士谈话时作了进一步说明,阐释了西藏的发展对于新中国建设的意义。他说,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1/8。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民族区域自治是建设新西藏的基本政治制度

  毛泽东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很广、问题很多,须加统筹。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1954年宪法草案第61条规定了第三款,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

  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和筹备工作的开展,经民主改革,西藏成立自治区的条件日趋成熟。1961年1月23日,毛泽东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谈到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问题时指出,主要是选举问题。他说:“现在先搞个选举法,搞个条例。现在积极筹备选举,准备明年,最迟后年,开全藏人民代表大会。”他说,这个会的任务是决定自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选举自治区政府,通过自治区自治条例。这就是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要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主要依靠地方民族干部。对于西藏来说,毛泽东强调,一方面,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忙的,不是代替的。汉族干部要全心全意地帮忙,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另一方面,他把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作为一项战略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在西藏和平解放和贯彻“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除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外,西藏各族干部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和学习培训等,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1954年4月,毛泽东复信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提出西藏每年可以选送一些青年到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1955年3月9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其中将西藏军区干部学校改为西藏地方干部学校,并予以扩建,以加强培养、训练藏族及其他民族干部的工作。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谈话时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培养人才要慢慢来,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至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时,西藏已经有几千名青年干部,平均年龄只有20岁左右。毛泽东称赞说:“这是好事,是很好的事。”同时他指出,西藏民族干部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

(编辑:剧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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