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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边疆的政治属性与政治性的边疆观念
作者:孙保全    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3-11    

  边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由国家占有和管辖的政治地理空间,这就是边疆的政治属性。除了政治属性以外,边疆往往还具有地理属性、文化属性、经济属性等其他附加性特征。在很多时候,边疆的附加属性可能会非常突出,甚至掩盖了边疆的政治性本质。而边疆观念就是对这些边疆属性的一种主观认识和反应,其中政治性边疆观念就是对边疆政治属性的反应。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边疆观念会随着某种边疆属性的凸出程度,而发生相应调整。在民族国家时代,受到主权体制、政治制度、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的影响,边疆的政治属性日益显现出来,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性边疆观念也随之得到强化。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形态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主要国家适时更新了各自的边疆观念和边疆理论,并在新一轮的空间竞争中占了先机。而与这一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中国的边疆观念总体上是传统边疆观的延续,不仅主要指向陆地边疆,而且往往根据文化和族类标准将边疆概念等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这种边疆观具有突出的文化性特征,无法适应民族国家的发展需要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因此,中国的边疆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性和滞后性,必须按照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双重要求,采取跨越式思维进行转型与重构。

  一、边疆的政治地理空间属性

  边疆不是一种纯自然地理现象,而是由国家占有和控制的政治地理空间,同时也是国家根据治理需要而划分和构建出来的。边疆的存在总是以国家为前提条件和根本基础,离开了国家语境就无法理解边疆与边疆治理。因此要透视边疆的本质属性,就离不开对国家现象及其演化历程的讨论。

  国家并非从来就有,而是人类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一种政治形式。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天生就要过群居生活,从而形成了社会共同体。而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便需要建立一种公共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分配社会价值,这便有了政治这种社会治理机制。而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调整以及对立阶级的出现,原有的氏族组织逐渐无力承载社会治理功能,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由此应运而生。同以往的政治形式不同,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具有两个核心构成要件:一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公共权力或称为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通常又要依托一套常设的公共管理机构来承载、组织和运用;二是按照空间单位来进行社会治理,正如恩格斯所洞见的:“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居民……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

  不同地域文明中的国家样式彼此迥异,不同时代下的国家形态也千差万别,但上述两个要件却始终存在。在国家治理活动中,政权要素和空间要素互为基础、相辅相成。一方面,国家政权的组织和运用必须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只有以空间为标准来确定治理边界,才能实现对人口和社会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国家确定对特定空间范围的所有权,必须动用国家权力去圈定、占有和控制,只有经国家权力占有和控制的地域范围,才能成为国家的疆域。因此,国家疆域并非纯自然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而是同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地理空间,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在不同国家类型下,权力的运行逻辑和组织方式不尽相同,其中主权性权力覆盖的地理空间为领土性疆域,而非主权性权力覆盖的地理空间则为非领土性疆域。

  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一部分,是国家依据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空间治理需要而建构起来的。在疆域规模较大的国家中,边缘地带往往由于自身独特的地理位置、文化生态、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等多方面因素,形成不同于核心区的异质性特征。为实现对国家疆域的有效治理,中央政权通常将这一异质性区域单独划分出来,并其将界定为边疆。同时国家通常还在边疆地区采取特殊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手段,从而在客观上固化和强化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二元性差异。尽管如此,边疆总归存在于国家疆域之内,受到国家权力的占有和控制,否则便不能被称为国家的边疆。因此,边疆尽管是个特殊的区域范围,但在本质上仍旧是一种政治地理空间,确切地说是国家权力末梢和国家空间外围的结合体。

  边疆不是一种亘古不变的空间范畴,而是随着国家权力触角的伸缩而变动不居,并在这种变动之中保持着政治地理空间的根本属性。一般而言,国家利益是开疆拓土的原始驱动力。为实现不断发展,历史上不同地区的国家大都具有扩充疆域的需求和动机。从外部性条件来看,科技手段的进步会不断地将人类活动引向新的空间领域,而这些新空间中往往又蕴含着国家利益和促进国家发展的潜力。这样一来,科技发展和国家利益这两种因素便会相互吸引、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国家对新的空间形态和空间范围的拓展。而一旦国家形成对这些地理空间的有效占据或管控,就意味着将这些空间“国家化”和“疆域化”了。这样的空间便不再是地球的“公地”,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范畴,而是成为国家疆域中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新获得的疆域范围便是国家的新边疆,其中国家权力和疆域向外拓展的起始线就是新边疆的内沿线,而拓展的终止线则是新边疆的外部际线。当然,国家对某种空间领域的管控形式,可以是排他性的和主权性的,也可以是非主权性的和可叠加的。然而无论如何,权力的扩张和渗透就为国家占据某一空间范围提供了合理性与有力保障。因此,自国家形成至今日,虽然边疆形态多有变化,但其根本的国家属性或者说政治属性却是贯穿始终的。

  二、政治性边疆观念的内涵与特征

  边疆是由国家权力构建和管控的特定地域范围,具有政治地理空间的根本属性,而政治性的边疆观念正是对这种边疆本质的主观反应。然而,除了政治属性之外,边疆还具有其他几个特征:首先,边疆往往地处偏远,自然环境不同于内地,因而具有自然地理属性;其次,边疆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方面一般较为落后,因此具有经济属性;再次,边疆地区常常孕育出不同于内地的文明,因此又具有文化属性。边疆的这些附加特性在一定时期会显得十分突出,甚至会掩盖边疆作为政治地理空间的本质。基于这些附加属性而形成的边疆观念,所反映出来的只能是边疆的一个侧面,而非边疆的本质。与其他类型的边疆观念相比,政治性边疆观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界定边疆的国家视角。概略而论,看待边疆的视角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站在核心区看待边疆;二是,站在边疆看待边疆;三是,站在国家立场看待边疆。在“核心—边缘”视角下,边疆在地理位置上是偏远的,在经济文化上是落后的,在政治生态上是异端的。中国传统边疆观念就是站在核心区立场看待边疆的典型,边疆往往被视为蛮荒之地。就边疆看待边疆的视角,抛却了视边疆为附属性区域的偏见,转而将边疆界说为一个独立区域。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就十分强调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历史主体性,将边疆地带视为具有独立生态特征的地理单元,并由此得出“边疆地位未定”的结论,认为一旦传统帝国解体,“各族人民有权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北美流行的“内亚史观”流派,主张以“内亚”作为欧亚历史研究的中心,甚至将“内亚”等同于“中央欧亚”,实质上也是将中国传统边疆区域抽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地理概念加以看待。此外,美国的“新清史”学派将清朝理解成一个征服性的多元帝国,这样一来“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同“中国本部”一样,皆是构成清帝国的不同板块,因而并无核心和边疆之分。然而这样的边疆观念,实际上剥离了边疆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对边疆的认识是孤立的、片面的,甚至蕴含着解构历史疆域的政治风险。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国家视角下的边疆既非文化边陲亦非独立地域,而是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这既是一个客观事实,同时也反映了边疆的政治空间本质。

  其次,注重边疆的空间载体。边疆的本质是一种政治地理空间,具体来说是由权力属性和空间载体这两层基本元素契合而成的。其中权力属性,就是指边疆是由国家政权来划定、占有、控制和治理的。而地理空间则是边疆的基础属性,离开了空间范围这个基本载体,边疆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作为边疆政治属性的主观反应,政治性边疆观念自然既包括对边疆权力属性的认识,也包括对其地理空间属性的认识。其中,政治性边疆观念中的国家视阈和国家立场,实际上就是基于边疆权力属性所形成的;而对边疆地理空间属性的认识,则主要体现在将边疆看作是特定的区域概念,而非一个文化概念、民族概念抑或经济概念。这种边疆观念是开放性的,它突破了陆地空间的限制,将更为宽泛的空间领域纳入到边疆及边疆治理的视野中来。在地理空间思维下,边疆的形态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可以是硬性的领土边疆,也可以是软性的超领土边疆。但是,无论边疆的样式多么丰富,都是政治地理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

  再次,强调边疆的治理内涵。政治性的边疆观念,不仅从国家疆域的静态视角界说边疆,还强调从国家治理的动态视角认识边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一片区域之所以被视为边疆,除地处国家疆域边缘,更在于与核心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需要用核心区标准来克服边疆异质性,从而实现这一区域的同质化。在历史上,美国是较早形成政治性边疆观念的国家,也十分重视边疆的治理内涵。1890年美国人宣布,其边疆已不复存在,其实就是从治理维度来理解边疆的。特纳曾指出,美国边疆就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汇处”,而边疆的收缩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从特纳式的逻辑出发,边疆不是纯客观性的地理空间,其内涵可以随着国家治理的推进而变得十分丰富,成为“印第安商人的边疆”“牧牛人的边疆”以及“农民的边疆”。此后,随着国家发展层次的不断提升,美国对西部边疆地区的治理也不断升级,依次经历了“工业开发阶段”和“科技开发阶段”。广大西部也就从“农牧业的边疆”,逐渐成为“工业的边疆”“科技的边疆”和“城市的边疆”。美国的案例充分展示了,边疆内涵可以随着国家治理的加深而不断外延化,远远超出地理空间范畴,这也就构成了边疆概念的治理性面向。

  三、政治性边疆观念的兴起与流变

  边疆的本质属性是政治地理空间性,以此为基础,边疆还在文化、社会、经济、地理等多个方面形成了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边疆观念是对边疆属性的一种主观反应,但并不能确保何种情境下都能体现边疆的本质。在历史上的一些国家形态中,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多重因素影响,边疆的非政治属性经常会表现得十分明显,甚至显得比政治属性更加凸出。在此历史环境下,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非政治性的边疆观念很可能在一国内流行,并且将边疆的本质属性掩盖起来,令其难以得到人们的重视。纵观人类发展史,在不同的文明版块中,曾产生过形态各异的国家类型。在不同区域的国家发展史中,边疆形态、边疆属性经历着各不相同的演变线索,由此产生的边疆观念也千差万别。在这样的时代里,西方同中国的边疆观念就存在着极大不同,政治性的边疆观念既不突出也不普遍。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产生和扩张,世界各个区域开始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之中,人类发展逐步进入真正的世界史阶段。民族国家成为普遍性的国家形态,与此相适应,边疆的政治地理空间属性得以凸显,政治性的边疆观念也随之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

  在民族国家时代,主权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核心体制,国与国之间以签订条约划定边界的方式来确立各自疆域范围。因此,疆域是以主权管辖下的领土形式呈现的,并且由清晰的边界围合而成。线性边界的出现,使得人们对边疆的认识有了基本参照物,因此更容易形成有关空间的想象和认同。同时,在主权体制下,边疆的维护直接攸关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边疆的存废得失也因国际规则的限制而变得几乎不可逆转。因此,民族国家也以更加慎重的态度对待边疆的维护和管理,甚至做到对边疆空间范围的寸土必争,由此形成和巩固了稳定的政治性边疆观念。

  此外,在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边疆的地缘政治意义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纵观人类思想史,最为经典的地缘政治理论无不是在民族国家时代形成的,这绝不是个偶然现象。在世界体系中,国家的位置以及国家占有和控制的地理空间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而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外围,直接决定了国家地缘要素的品质和类型。正如德国地缘政治学鼻祖拉采尔所认为的,“在大民族或者大国的边疆地区,不论是直接接触还是通过小领土的分割,都表现出高度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地处战略要塞的边疆地带,其外部边界所分割形成的或许不单单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甚至可能是全球层次上的不同文明和不同阵营。

  同时,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性体系取代了以往时代相互隔离的多中心的区域性体系。某一人文地理空间往往既是国家疆域的构成部分,同时还是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就容易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不同国家——尤其是其边疆地带——共同组合成为一个更大的空间场域,进而形成能够影响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特定区域。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中亚”概念的广泛使用就是这种变化的典型反应。这样的形势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跳出国内视角,转而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高度来审视自己的边疆。

  正因上述情况,政治性边疆观念是在民族国家时代才逐步被凸显出来的。但是,这种反应边疆政治属性的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进一步演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历史逐步迈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在这种历史巨变之下,民族国家的自身形态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国家间的利益不断交融在一起,国家发展的彼此依存度日益提升。国家利益已经日渐溢出领土空间,海外利益对国家兴衰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凸显。二是,主权领土体制开始受到挑战。在全球化时代,超主权性的国际治理规则开始兴起,跨国活动大大增加,软化了国家主权和边界的排他功能。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有学者断言人类已经进入了“无国界的全球经济”时代。三是,科学技术大发展,为国家活动拓展了新的空间领域,同时改变了民族国家占有和控制地理空间的方式。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国家的疆域形式、边疆形态和边疆观念都开始发生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对原有政治性边疆观念的拓展和调整。


  作为有边疆拓展传统的国家,美国是全球化时代边疆观念创新的先知先觉者。在冷战时期,为赢得全球争霸中的主动权,美国政府率先制定了“新边疆”政策,来应对“未知的科学与空间领域,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孤立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的课题”。同时,美国人将新的空间领域纳入到国家疆域治理的视野,提出了“高边疆”“战略边疆”和“利益边疆”概念,并将这种理论进行论证和付诸实践。冷战结束后,这样的边疆观念和边疆理论进一步支撑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的世界秩序构建,为美国在全世界和新的地理空间中谋求国家利益,维持全球霸权服务。

  近年来,俄罗斯为谋求重新崛起,也在重塑自己的边疆架构。类似于美国人“战略边疆”和“利益边疆”的提法,俄罗斯提出了“大空间”的疆域理念。在这种大空间疆域中,俄罗斯预想的利益边疆范围“不仅远远超出了俄帝国与前苏联的边境,甚至将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东北、西藏与新疆,蒙古,阿富汗甚至土耳其在内的几乎整个欧亚大陆统统都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俄罗斯进一步谋划了以“近邻—远邦”和“内边界—外边界”概念为支点的地缘战略。认为对于俄罗斯与近邻国家间的边界应执行较为宽松的管控制度,而对于“近邻”同其它域外国家之间(即“远邦”)的边界,应由俄罗斯和邻国来共同防御。同时,为克服俄罗斯作为传统陆权国家的地缘劣势,近来俄政府出台了《2020年前的海洋学说》等政府文件,形成了面向大西洋、北极、太平洋、里海以及印度洋的国家海洋学说和海疆战略构想。

  欧盟及其成员国也相继调整了自己的边疆观念。其中,举世瞩目的“欧盟空间一体化发展战略”最具典型性。该战略是“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为解决各成员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超越国家边界的资源、环境等问题,迫切需要协调一致的空间发展战略和行动。”在这项边疆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欧盟进一步制定并执行了“空间规划”方案,力图规划跨行政空间界限甚至跨国界的“连续功能区”。通过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欧盟各成员国以开放边界和区域一体化的方式拓展了自己的边疆范围,同时也体现出欧盟作为“准区域性国家”的边疆特色。


  四、中国边疆观念的偏差与跨越式重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划分边疆、治理边疆的国家,由此形成了内涵丰富且根深蒂固的边疆制度和边疆观念。但是正因如此,中国的边疆观念也显得格外稳固而不易发生调整和转变。总体来看,中国传统边疆观是基于边疆的文化属性和民族属性而逐步形成的,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性边疆观。这样的边疆观念是在漫长的国家发展历程中逐步确立的。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便萌生出了一种“华夏中心主义”,这本质上是基于强烈的文化自信而形成的特定国家观念。在国家疆域维度上,这种华夏中心主义就衍生为“夷夏观”和“服事观”,也就是按照文化标尺来划分疆域格局,并且将边疆视为异于中原文化的夷狄之地。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以后,中国进入了王朝国家时代。此后历代诸朝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疆域文化,而且还在边疆治理实践中将其不断应用,由此文化性的边疆观念也随之成熟并巩固下来。

  晚清以后,随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开启,传统边疆观念逐步发生转变,边疆的政治属性不断得到还原,政治性的边疆观念也越发受到重视。一是,在边疆的外部分界线上,国人的边界意识越来越强烈,从而框定了边疆的空间范围。二是,在边疆的内部结构上,那种按照教化程度来划分“中国本部”“属部”或“生番”“熟番”的做法,始渐淡出主流话语体系,而以政区为单位划分边疆,强调边疆“地方”属性的观念开始流行。三是,在边疆的整体范畴上,海疆、空疆概念开始出现,丰富了边疆观念的内涵。四是,围绕边疆安全问题而形成的陆权、海权和空权的地缘政治理论开始兴起并日趋成熟。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立足民族国家视角,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边疆治理,并一度采取地理空间思维来谋划边疆发展、处理周边关系。但是,这种政治性的边疆观念并未在此后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一以贯之,而是呈现出一种持续式微的趋势。通过文化维度和族际维度来认识边疆、界定边疆的文化性边疆观念再次得到强化,并在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实践中不断得到重视和运用。时至今日,无论是在政府文献还是民间话语中,人们谈及边疆仍然主要局限于陆地空间,并且习惯于将边疆地区等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这种边疆观念,一方面同民族宗教问题一直是边疆地区突出的政治社会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历史上文化性边疆观念的深刻影响。在这种明显具有文化性取向的边疆观念引导下,中国的边疆治理实践表现为突出的“陆疆主义”和“族际主义”范式。

  如前所述,政治性边疆观不仅反应了边疆的本质属性,而且与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乃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都具有耦合性,不仅体现出时代特征而且支撑着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然而,当代中国所秉承的边疆观念从根本上来讲仍旧是文化性的,是传统边疆观的一种延续。这种边疆观念曾在王朝时代盛行,并同王朝体制和天下秩序相得益彰,但却与当下时代难以兼容。不仅制约着陆地边疆的治理效果,而且束缚了国家对于陆疆以外其他边疆形态的拓展和治理。新中国成立以后并未坚持按照民族国家的性质和特征,对传统边疆观进行彻底地转型和改造,是导致传统边疆观念得以延续和强化的历史原因。因此,中国边疆观非但不能契合全球化的时代形势,而且与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也存在诸多不适应。以此观之,中国的边疆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偏差性和滞后性,必须同时按照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双重要求,在时间维度上进行跨越式重构。

  第一,以空间边缘性与社会异质性维度,来界定、划分和治理陆地边疆。将陆地边疆治理纳入到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之中,按照边疆的区域特征尤其是其功能定位,来系统规划边疆治理策略。在持续推进陆地边疆开发和建设的同时,还应充分重视边疆地区独特的地缘优势和发展潜能,发挥边疆及边疆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支持作用。

  第二,建设海洋边疆的话语体系。近几年,随着海洋争端的加剧以及海洋空间重要性的凸显,中国边疆观念中重陆轻海的倾向有所扭转。特别是“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的海疆观念进一步得到发展。然而,由于以往对海洋边疆的长期忽视,当前中国仍然缺少对海疆治理和海疆观念具有语言支撑、概念支撑、理论支撑和思维支撑意义的话语体系。通过系统研究中国海疆历史、国际法与周边国家海疆治理,提升中国海疆维护与治理的话语权,是一项亟需开展且意义重大的课题。

  第三,构建双重疆域架构和多层级边疆范畴。一个层面是主权性疆域,包括国家拥有完全的排他性主权的领土,以及海洋空间的主权权利区(包括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是一个基本确立的刚性空间领域;另一个层面是超主权性疆域,即国家不享有主权管辖却有着实质性影响的地理范围,这是一个随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而变动的弹性空间领域。这样的双重架构,组成了一个既符合民族国家体系也顺应全球化趋势的一种完整性的疆域形态。在这样一种疆域格局中,边疆范畴也应得到拓展,不仅是多样性的也是多层级的。其中,核心区域的外围是陆地边疆、海洋边疆、空中边疆和底土边疆,这构成了边疆范畴的第一个层级。在此层级之外,又包括太空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多种非主权性的边疆形态,同时在这个外围圈层之内又可以按照国家影响力和国家利益的攸关程度,进一步进行层次划分。

  作者简介:孙保全,男,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云南大学民族政治与边疆治理研究院研究人员。

(编辑:张鹏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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