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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壁画圣僧形象差异反映佛教部派变迁
作者:任平山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3-21    

  龟兹石窟壁画中的比丘多为佛家弟子,在因缘佛传类叙事性壁画中予以表现。除此以外,比丘大略可分为四类。5—7世纪龟兹壁画中的非故事性比丘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站在供养人前面的引导僧,为现实僧人之再现(图一);第二类比丘常常绘制在券顶中脊,身份不明。他们虚空飞行,身体两侧冒出火焰或水(图二)。回鹘龟兹时代,以库木吐喇79窟为代表,引导僧依旧出现。同期库木吐喇75窟也绘制了非故事性的禅定比丘。前后两期比丘图像既有形象差异,也有主题不同,可窥石窟壁画的语境——佛教部派及其政治环境之转变。

  

  早期龟兹壁画引导比丘衣着体现小乘有部特征

  早期龟兹壁画中的引导比丘中,克孜尔第205窟壁画最具代表性。此壁画中,僧人身穿坦右袈裟,脚穿黑色靴子,靴筒上沿朝前的位置有开口。佛陀对于僧衣的剪裁、染色、穿着,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部派分裂之后,部派间为相互区别,形成各具特色的着装特点。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描述了“说一切有部”的僧衣,云“然四部之殊。以着裙表异。一切有部则两边向外双褶。大众部则右裾蹙在左边。向内插之不令其堕……上座正量制亦同斯,但以向外直翻傍插为异”。此外,“说一切有部”关于僧装的规定还包括“下摆要在脚踝上部四指”,不允许“下摆高至过膝”、“系带在脐下”、“裙一角下垂像象鼻”、“两角下垂像多罗叶”及使用乾陀色等要求。霍旭初将克孜尔壁画比丘服饰与佛教部派的不同衣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其衣制带有小乘有部的特征。

  在笔者看来,图像有趣之处在于引导僧和供养人衣着在季节性上的反差。克孜尔壁画中比丘皆坦右肩。很难想象在龟兹寒冷的冬天,供养人已经穿上了厚重的套装,僧人仍然坦露右肩。合理的解释是:正如供养人喜欢以一种体面的状态被绘制(身份越是尊贵,套装越是复杂),早期龟兹僧人喜欢将自己的形象表现为印度比丘的状态。“说一切有部”约在公元前3世纪脱离自上座部,经由罽宾、犍陀罗传入龟兹。一方面,壁画图本保留了较多印度元素;另一方面,和大众部及大乘佛教相比,“说一切有部”原教色彩浓郁。龟兹比丘的图像特征可能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

  以克孜尔118窟为例,克孜尔券顶的飞行比丘可确认为僧人神变之态。佛经常常提及佛陀或其弟子神变时“身上出火,身下出水”。由于石窟同样位置有时绘制世尊,这些神变比丘可能也属于世尊时代的历史人物。有学者提出,这些神变比丘意指禅定,表现僧人禅定后获得神通。但除了修行,佛陀和弟子常常为了教化而显神通(如世尊降服六师外道,及优楼频螺迦叶为频婆娑罗王所表现)。恰恰是这类故事,而非禅定构成了早期龟兹石窟的壁画主题。出现在相同位置的“须摩提女缘”故事亦如此,壁画把神变飞行的阿罗汉绘制在了一起。总的来说,克孜尔壁画中神通比丘的表现没有超过小乘范畴。神通证明了阿罗汉的成就,也证实了其对涅槃的追求。它的展示价值在于召唤和巩固大众对于佛法的认同。

  回鹘龟兹壁画深受汉传大乘佛教影响

  汉传大乘佛教和之后回鹘人进入龟兹后,壁画展现出不同气质的比丘。以库木吐喇79窟(图三)为例,留有汉字榜题“法行律师”的僧人内穿领口宽松的交领右衽长袍,外披坦右袈裟,脚穿低帮鞋(鞋尖向上翘起)。这种僧装本来在汉地及高昌流行。僧人姿态及其与供养人的关系也和早期龟兹壁画有所不同。龟兹供养人朝拜世尊,比丘则回首言语,不同动态暗示出世尊、比丘与供养人的微妙关系。在克孜尔205窟,引导比丘和供养人的不同还体现为足部差异。供养人足尖点地以示虔诚,引导比丘足部则为常态。库木吐喇第79窟壁画与之不同,由于比丘和供养人姿态统一,人物关系的重点在信众和偶像,以及童子和成人之间。僧人和供养人相向展开的队列表明,比丘不仅主持,也参与了供养祈祷。僧侣和供养人位置一致,都将目光转向具有神性的菩萨及净土崇拜,这表明,他们和阿罗汉的关系变得疏远。

  然而 “大乘”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这并不能表达大乘佛教内部不同维度的区别。库木吐喇75窟(图四)亦为回鹘人赞助开凿,侧壁排列绘制禅定比丘,正壁满铺画一禅定僧人,旁有地狱、畜生、人趣及须弥山天宫图像。禅定僧人腹部放出数道墨线,连接五趣人畜。壁画表现禅僧观想内容:观想自身从顶至胸为色界廿八天,从胸至小腹为六欲天、须弥山大海四洲,从此至足为三恶道众生;又在小腹想一乳海,其冷乳注入地狱灭尽炎火,又流注至人道令王臣庶民等悉皆饱满。壁画中的五趣观想与毗卢遮那法身世界相互关联,同时以往生西方净土为主旨,反映出回鹘龟兹时代的宗教特点主要是汉地显宗,同时夹杂陀罗尼。后者流行于唐代河西地区并常常体现出针对显宗偶像的兼容性。

  克孜尔壁画中的比丘神变可作为阿罗汉精神状态的一种譬喻。而回鹘龟兹壁画中,带有陀罗尼属性的观想将比丘自身幻化为救世主,乃至宇宙真理本身。观想内容较直观,其难度不在于抽象的思辨,而在于被刻意隐藏的咒密。借助对回向理论的发展,大乘教派满足了“佛法”对现世苦难更为积极的干预。因而,回鹘龟兹时期的壁画已深受大乘教派的影响。

  回鹘龟兹壁画显示小乘有部逐渐失去优势

  5—6世纪的龟兹石窟多为龟兹王族资助。7世纪,汉僧和大乘佛教随着唐朝西域都护府的进驻开始在龟兹立足。8世纪末,形势再次改变。由于安史之乱,以及吐蕃对西域及河西的入侵,唐朝和龟兹的联系中断。旅行僧人悟空大约785年至788年期间在龟兹居住了一年。依据他的笔记,当时安西副大都护郭昕仍然和龟兹王白环共同坚守此地。随后,回鹘人展开对龟兹的争夺。历史上汉朝、唐朝又或匈奴、突厥控制龟兹,主要是确保龟兹成为己方属国。但回鹘人最后成为龟兹之主。这个过程如何开始不甚明确。库木吐喇75窟和79窟汉僧和回鹘王族作为石窟供养人取代了过去龟兹僧人和龟兹王族,一定程度弥补了史料不足。带有偶像性的禅定比丘绘制为石窟主尊,此形制未见于龟兹小乘时代。壁画表明,回鹘立足龟兹之时,与大乘佛教互为辅佐,长期依赖龟兹王族供养的小乘有部逐渐失去优势。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编辑:彭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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